芬 兰 姨

    芬兰姨小时候只上了几天学，十七岁那年，村里成立速成班，跟着老师学了一年，学业了些计算，认识了32个拼音字母，和一些常用的字。

          芬兰姨的大哥是民兵，掌管着乡公所的大印。有一天，家里人都上地干活了，她一个人在院子里烙饼子。这时，二战区的老百姓都管叫顽固的一伙人来了。一进院子，就问她大哥到哪里去了，乡公所的大印藏哪儿了。只有十二岁的芬兰姨吓哭了，不由得往后就退，一脚踩在烙饼子的铁鏊上，把铁鏊踩了一个大窟窿。她一边往回退一边说不知道，顽固的头就下令把她绑起来。几个当兵的就把她绑到院里的柏树上，还用刺刀顶着她的胸口，让她说出藏大印的地方。芬兰姨吓得一直哭，可嘴里还是说着不知道。后来她的奶奶和父亲闻讯从地里赶回来了，说家里就这么大地方，想怎么搜都行，不要把小孩子吓坏了，他们才给芬兰姨松了绑。

    顽固们没有搜到乡公所的大印，把芬兰姨家里辛辛苦苦积攒的几大瓮麦子抢走了。芬兰姨说，那时候兵荒马乱的，谁敢惹扛枪的，见过小日本，见过顽固，也见过八路军。有时候在路上跑，冷不防头顶上嗖嗖地飞起了子弹，也不知道是谁和谁在打仗。

    说起八路军，芬兰姨神采飞扬。那真是神兵啊！听说八路军攻县城，一夜爆豆子的枪声，到天明红旗就在城头上飘啦。八路军来过我家，当时我正和邻居大姐姐抬着一桶水往回走，看见扛枪的队伍过来了，大姐姐放下水桶拔腿就跑了。我愣在那儿不知所措，队伍走到我跟前，一位首长模样的人说，小妹妹不要怕，我们是八路军，刚从榆次赶过来，跑了一天一夜的路，想借你的院子休息一下。我说好啊，我给你们开门，我个子低，搬了个板凳，才够着门栓。

     你没见过我小时候住的地方，芬兰姨感慨地说。我们一家给地主打长工，地主的院子有好几亩地大，进了大门又分三进门。场院的门是洋门，很大很阔，门下安装了铁坨坨，这门平时是不大开的，只有往院内运送东西时才打开。我看见那么浩大的一支队伍，就给他们去开场院的门。开了门，我又说把屋子给他们腾出来，那位首长说，不用不用，就指挥士兵把场院里的两个麦秸垛推倒，铺展开来，大家就一溜一溜躺在麦秸地上休息了。第二天早上他们在场院搭起了好大的一口大锅，把粗面条切成小面疙瘩，放在锅里炒琪豆，用的铲子跟咱平时上地扛的铁铣一样大，炒熟了就一人装一小袋子，搭到肩膀上，那是为攻城准备的干粮。他们走的时候把麦秸垛堆得好好的，把场院还清扫了一下。后来听说这支军队去攻打泰山庙了。

    泰山庙就在咱北关西门外的一个高疙瘩上。芬兰姨怕我们不清楚，语气加重了好多。差不多有十几亩地，庙里修了好几个碉堡，四周围墙有几丈高，庙内还有好多暗道，当时是国民党的一个连把守，听说打泰山庙的时候，八路军的装备非常厉害，有大炮有机关枪，一炮就把泰山庙守南门的一个小碉堡打塌了，部队就冲上去了，俘获了好几个守碉堡的，还有几个从暗道逃跑了，跑到北关，正好碰到另一支赶来支援的队伍，就把他们全部消灭了。

    芬兰姨的大哥因为是民兵，晚上经常出去和八路军联络，母亲问他干什么去，他都不说。芬兰姨悄悄地跟踪大哥，听见他们介绍大哥入党的话，那时候芬兰姨就想着有一天也要争取入党。

    二十岁那年芬兰姨出嫁到南梁西郑村，因为在速成班识过几天字，懂道理，村里选卫生员的时候，大家就让她担任，她组织各家各户扫马路，清理死角，经常参加乡政府组织的交叉卫生大检查。1955年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终于实现了她的夙愿。

     不久芬兰姨担任了西郑村的妇女主任，他和乡政府五老部门的人员，每年要到县上开骨干会，一开就是半月二十天。她的母亲，思想比较守旧，芬兰姨入党，就极尽全力的阻挠，说入什么党啊，还开骨干会，这都是男人干的事啊，你再开什么骨干会，就不要认我这个娘了！

    芬兰姨争强好胜，干什么都不服输。她把母亲的话当成耳旁风，一心一意做好妇女工作。当时接生还是老办法，产妇在稻草堆上生孩子，很不卫生，得四六风病的多。为了掌握先进的接生方法，她到县上学习了剪脐带的正确方法，回来手把手教给村里的接生员，大大降低了婴儿死亡率。

   高级社的时候，芬兰姨进了村支委，担任政治社长。她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广泛动员思想进步的青年向党组织靠拢，鼓励他们发挥模范带头作用，真正从思想上、认识上、行动上达到共产党员的标准；经过她介绍入党的党员就达12名之多，为基层党组织建设做出了很大贡献。

   三年自然灾害，西郑村人多地薄，大锅饭也揭不开锅了，芬兰姨跑回娘家，沾着家里就她一个女孩子，从小就父母宠、兄弟爱的优势，对着比自己大三岁、时任下高村高级社社长的大哥，软磨硬泡，连哄带逼，大哥终于答应挤出三万斤粮食接济西郑村，终于解了村民没有饭吃的燃眉之急。

    那时候国家发出号召，让大搞小麦密植实验。村里不允许占用队里田地，芬兰姨就说服家人，在自家的二分自留地做实验。寒露刚过，她就在尽心耕作的试验田里种下了五十斤麦籽，从此一有时间就到自留地转转，想看看自己一把一把种下去的麦籽什么时候能结出诱人的金穗子。

    转眼春天来了，麦苗一个个像路旁的茅草一样又细又小，排列的严严实实密不透风。一场春雨一过，麦苗全都倒成一片。夏收的时候，芬兰姨硬着头皮把麦子收回家，细细的收拾了，只打了二十斤扁麦粒。后来才知道，芬兰姨把一亩地种五十斤麦籽误听成一分地五十斤，她还心里捉摸着一分地五十斤太多二分地种五十斤吧。

   当时光想着密植，一大把一大把地播撒，想种下去的越多收获的就越多，二分地，五十斤麦籽，怎么长？咋长也长不起来，远远看去就像现在公园里的草坪，稍微动动脑子就不会闹出这样的笑话。芬兰姨说，当时刮浮夸风，光顾着算多播撒一斤麦籽能多收入多少斤小麦，二分地多收入多少，一亩地呢？脑子里全是数字，忘了什么都讲个度，密植也要适度啊。

    可是现在一亩地确实可以种三四十斤麦籽啊。我问芬兰姨。

    那就是小麦密植成功了啊。芬兰姨笑着说，以前一亩地只种一两升，相当于现在的七八斤吧。后来毛主席提出密植小麦，大家就开始搞，现在我们种的就是密植小麦，一亩地三十多斤。稳产高产，是不是？

    全国人民大炼钢铁那阵子，芬兰姨也没消停，她在曹公带领西郑的村民也投入到轰轰烈烈的土法大炼钢铁的洪流中。他们跟着样板学，照猫画葫芦，聘请了当地的泥瓦匠当建造小高炉的师傅，当时的炼钢工地人声鼎沸，到处是像模像样的小高炉。大家自带粮食、炊具，条件十分艰苦。整个工地按村子划分为若干战区，开展劳动竞赛。各村负责提供铁引子(废铁)和焦炭。没有废铁怎么办？村干部带着民兵成立专门的搜铁队，挨家挨户串．街门上的门吊儿拧下来；灶台上的铁锅、案板上的菜刀、针线篓里的剪子，铁铲、火盆、铁钉子，小孩子玩的铁环，凡是钢铁制造的东西，都统统收走。跟你说要炼铁去支援造飞机，赶英超美实现共产主义，你要把家里沾点铁星儿的东西都找出来，支援共产主义，造飞机大炮。

    这样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从7月一直闹到12月，芬兰姨在炼钢工地一蹲就是大半年，她和各村的宣传员一起给大家鼓干劲，一手持着小红旗，一手拿着硬纸板卷成的喇叭筒，从这个山头走到那个山头，巡视小高炉炼钢进度，好不容易等了一个小高炉产出了五十多斤重的一块铁，于是冠以卫星炉，作为喜讯一层一层予以上报。

    那时候大家都想着放卫星，如果不是浮夸风冲昏头脑，她也不会闹出二分地种50斤麦籽的笑话，当时好几个村子都搞了密植小麦试验，不能说没有成功的，但是有好多村子都虚报数字，还有的村子搞棉花密植，亩产两千斤，他们是这样计算的：一亩地种四千棵，每棵平均果枝二十五个，成铃四十个，花蕾四十五个，这样计算下来就可亩产皮棉近二千斤。那时候有一句话叫的特别响，就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一个南瓜一亿斤，全国人民吃一顿。那年代出什么洋相的都有。她是讲求实事求是的，芬兰姨说，她拿着成的扁扁的麦子去参加小麦密植经验交流会，汇报说二分地种了50斤麦籽收了20斤小麦，领导说她干什么都实在。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芬兰姨三次被揪斗。一次是红卫兵让她谈自己的罪行。她说她没罪。红卫兵大声高呼，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她说她不在马上她在马下。一个红卫兵突然发现她没带语录本，就问她语录本呢？她说着急的出门参加批斗会，儿子闹得不行，就拿语录本哄儿子玩了。红卫兵就给她加了一条罪，说她不带语录本，就是不拥护毛主席，让她好好改造，低头认罪。后来又有人故意搬弄是非，说芬兰姨话里含沙射影，是说红卫兵是她儿子，芬兰姨即使长一千张嘴也辩不清楚了。于是红卫兵又有了第二次、第三次的揪斗。

    被揪斗之前芬兰姨已经在太谷看到过红卫兵造反的阵势，她知道这场运动迟早要来，她是村里的干部，红卫兵造她的反也是迟早的事。好在西郑的造反没有其它地方声势大，村里的年轻人也是跟着走走形势，芬兰姨认罪态度积极，身体并没有受到多大伤害。

    78年村里搞调产，四个队划出八十亩地规划苹果园，时任村委副书记的芬兰姨就一马当先，从东望苗圃借了三千株苹果树苗，还聘请了专门从事园林研究的老公做技术指导。还没挂果的前两年，村民看不到希望，不好好到苹果园干活，芬兰姨就一家一家上门说服，她和村民一起，在园里套种红薯、花生、甜瓜、西瓜等农作物。

   秋收时节，村民都来到园子里，刨红薯、挖花生，苹果地里的土壤翻松了，芬兰姨赶忙动员大家引南梁水进行冬浇，村民得不到实惠都懒得干，芬兰姨就挖鱼鳞坑，一担一担从路边的水渠挑水浇，芬兰姨说，冬浇一水，三伏不旱，年轻人光想偷懒，不知道冬浇的重要性，她就一担一担地挑，一晌能挑一二十担，能浇六十多株，后来就感动了年轻后生，他们一大晌就疏通了利民灌区的水，把水直接引到园子里了，第二年果树一下窜老高，长势喜人。等苹果树挂果了，村民的钱袋子就鼓起来了。

   那时候时兴记工分，她晚上开会，白天干活，她是党员，党员要带头，所以她总是早早的上工，最后一个回家，天天如此。年底分红，村里出勤最多的是谁，她就跟谁的工分一样多。芬兰姨说，那是她一年辛辛苦苦干下的，支委就那样定的，她不埋怨，不后悔。

    芬兰姨大名叫王风兰，翼城县南梁镇西郑村人，共产党员。今年已经八十高龄，说话慢慢的，很慈祥的样子。她讲从前的往事，就像刚刚发生的一样记忆清晰。我安然地听着，胸中充满敬意。

   ( 张婷）